十一月的一个周末，林沐瑶难得没有工作安排，买了回杭州的高铁票。

她回杭州的次数不算多。央视的工作节奏快，录节目、备稿、出差，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，回家这件事常常要提前很久才能挤出一个空档。高铁从北京南站出发，一路向南，窗外的景色从北方灰扑扑的枯枝渐渐变成南方湿润的绿色。

她靠着窗户，腰靠垫在身后，笔记本电脑搁在膝头，屏幕上是下周的节目台本。她看了几页，觉得眼睛有些涩，便合上电脑，闭了一会儿眼。手机震了一下，她低头看——何运晨发来一条消息：“今天还在北京吗？”

“回杭州了。周末回趟家。”

“杭州是个好地方。我大学在杭州念的，待了四年。”

林沐瑶看着这条消息，忽然想起他是台州人。浙江人之间的聊天总有一种不必多言的默契——不用解释“我在哪个区”，不用科普“你们那边是不是吃甜”，大家都是同一个省份，彼此知道对方的口味、气候和方言里那些微妙的差别，就像一个不太大的家里，各有各的房间，但客厅是共用的。

“你杭州四年都吃什么了？”她问。

“浙工大朝晖校区的食堂，德胜新村的嵊州小吃，河东路的夜宵摊。还有学校后门那条街上的烤冷面，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。”

林沐瑶笑了一下。她在浙大念书的时候，紫金港校区附近也有类似的街。那种街上的小吃摊，毕业之后很少再回去吃了，但偶尔想起来，味道还是在的。她说改天回去帮你看看那条街还在不在，他说不用看了，留着念想也挺好的。

傍晚，暮色四合。

林沐瑶推开家门，玄关的灯亮着，鞋柜上放着她爸的公文包。林建国今天下班比平时早，正坐在沙发上翻手机。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衫，头发花白了大半但精神很好。林沐瑶走进去在他旁边坐下，喊了一声“爸”。

“回来了。”林建国放下手机，“吃饭了没？”他说着已经站起来往厨房走了。林沐瑶跟在他后面。厨房的灶台上炖着一锅排骨汤，冒着白气。林建国系上围裙，动作利落得不像是第一次掌勺——事实上他确实不是第一次，林沐瑶妈妈工作忙的那些年，家里的一日三餐都是他操持的。

饭桌上摆了三个菜——排骨汤，清炒菜心，一份红烧鱼。林沐瑶妈妈赵兰芳还在加班没回来，餐桌上只有父女两个人。

林建国给她盛了一碗汤，用杭州话问她：“最近腰好不好的？”他的杭州话不算地道——林沐瑶的爷爷是北方人，但林建国在杭州生活了大半辈子，口音早就混得不南不北了。

“还行。”她说，“戴着护腰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