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平二年（1866年）四月初一，北京政务院。

左宗棠推开窗户，让春天的风吹进来。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冒出了嫩绿的新芽，几只麻雀在枝头跳来跳去。他站了一会儿，转身回到案前，案上摆着厚厚一摞账本——这是郑观应昨晚送来的《太平二年第一季财政总册》。

门被推开，李鸿章、容闳、徐寿、郑观应、冯桂芬、奕欣鱼贯而入。今天是政务院例行的季度大议，各人要向皇上呈报分管的事务。

洪天贵福从后殿走出来，在主位坐下。他穿着一身月白色的常服，比龙袍轻便许多。自从定都北京后，他很少穿那些繁复的礼服——政务院议事，讲究的是效率，不是排场。

“诸位坐吧。”他摆摆手，“郑先生先来，朕想知道，咱们现在到底有多少钱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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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观应站起身，走到厅中悬挂的巨大舆图前。舆图上标注着全国十五省的税关、口岸、工矿，还有几条红线——那是天顺祥银行的分号网络。

“皇上，诸位大人。”他翻开账本，“太平元年全年，全国岁入总计白银二千三百七十万两。”

这个数字让在座的人都抬起了头。

郑观应一条条报来：

“田赋，九百二十万两。这是按皇上旨意，每亩征银一钱五分，全国六万万亩田地应收九百九十万两，实收九百二十万两，尚有一成拖欠。”

“关税，六百五十万两。其中海关税三百八十万两，常关税二百七十万两。海关税里，进口税一百五十万两，出口税二百三十万两。洋货进口以棉布、呢绒、钟表、机器为主，土货出口以茶叶、丝绸、瓷器、药材为主。”

“厘金，四百八十万两。全国设厘卡三百二十处，值百抽二至五不等。厘金收入较去年增长三成，主要是江浙工商业恢复迅速。”

“盐税，二百二十万两。改引行票后，盐商增至一千二百家，销量大增。”

“矿税、茶税、烟酒税、当税、契税等杂项，一百万两。”

郑观应合上账本，补充道：“以上是岁入。岁出方面，去年军费开支一千二百万两，铁路、船厂、工部等建设开支四百五十万两，官吏俸禄三百万两，教育经费一百二十万两，赈灾恤孤五十万两，杂项八十万两。收支相抵，盈余一百七十万两。”

洪天贵福听完，点点头。

“一百七十万两盈余，不多。可比起清廷当年一年亏空四五百万两，已是天壤之别。”

李鸿章插话道：“皇上，清廷道光末年岁入约四千万两，但那是账面。实际能到库的，不足三千万。咱们两千三百多万，已是实打实的银子。”

郑观应又说：“皇上，今年第一季，海关税已收一百八十万两，较去年同期增长四成。主要是天津、上海、广州三港贸易量大增。英国怡和洋行、太古洋行，美国旗昌洋行，都在申请扩大生意。”

洪天贵福看向李鸿章。

“肃王，洋人那边，没闹事吧？”

李鸿章说：“回皇上，去年皇上召见各国公使后，洋人老实多了。英国人想在上海扩租界，被臣挡了回去。法国人想在天京开教堂，臣让他们按《太平天国律》登记，他们也照办了。美国人最识相，主动提出帮咱们训练留学生。”

洪天贵福笑了。

“美国人聪明。他们人少，不指望占便宜，只求分一杯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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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观应退下，容闳上前。

他手里拿着一份新印的报纸，封面写着四个大字——《太平新报》。

“皇上，臣有一事禀报。”容闳把报纸呈上，“这是第一期《太平新报》，今日发行三千份，在京城市面售卖，一刻钟即售罄。”

洪天贵福接过报纸，一页页翻看。

头版是左宗棠署名的《告全国百姓书》，讲述太平元年新政成果。二版是各地新闻：天津铁路通车，上海港第一季度贸易统计，广州新办学堂招生。三版是商情：茶叶市价、丝绸行情、洋货到港信息。四版是广告：天顺祥银行招揽存款，江南制造总局招聘工匠，京师大学堂招生启事。

容闳说：“皇上，这报纸是臣按洪仁玕当年《资政新篇》里的主张办的。洪仁玕说，‘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，及各省郡县货价低昂，事势常变。上览之，得以资治术；士览之，得以识变通；商农览之，得以通有无。’”

洪天贵福点点头。

“好。以后每月出一期，发到各府县。让百姓知道朝廷在做什么，让商人知道行情怎么走，让官员知道天下有多大。”

容闳又说：“臣还想在各府县设‘新闻馆’，收集当地新闻物价，定期报京。这样朝廷就能实时掌握全国情况。”

洪天贵福看了左宗棠一眼。

左宗棠说：“容先生这个主意好。当年臣在浙江当巡抚，最头疼的就是不知道邻省什么情况。有了新闻馆，各地信息畅通，决策就能快。”

洪天贵福拍板。

“准了。容先生牵头，冯先生协助。各府县设新闻馆，每月向京中报送新闻物价。政务院据此编印《邸报》，发往全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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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闳退下，徐寿上前。

“皇上，臣要禀报的是铁路和工厂的事。”

他指着舆图上的几条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