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刚住在市里。

孙伯打听了三天才打听到的。他那个修车铺的隔壁是家粮油店，粮油店老板的表姐在市里开早餐铺，早餐铺隔壁是一家文具店，文具店的房东以前是市公安局的会计。这条线拐了四五个弯，最后传回来的消息是：方正刚确实调到了市局，但不在刑侦队，在档案科。

“档案科。二十年了，从县局刑侦大队长调到市局档案科。这不是升迁，是坐冷板凳。”孙伯在电话里声音闷闷的，像捂着话筒在抽烟。陈根问档案科的地址，孙伯报了一个门牌号，又补了一句：“他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，会去档案科对面的面馆吃一碗阳春面。不加辣，多放葱花。吃了二十年了。”

陈根挂断电话。赵雪儿正在药柜前面称茯苓，戥子的铜杆在她手里微微晃着，她偏过头看他一眼，把戥子放下，茯苓片子倒回药抽屉里，拍了拍手上的药末。“我去换身衣裳。”她往楼上走，走到楼梯口回过头，“你那件黑色粗布衣，我昨晚洗了晾在后院。今天早上摸了一下，还没干透。穿那件灰色的吧。灰色的耐脏。”

灰色布衫是张翠花做的，比黑色那件厚一些，领口的扣子钉得比别的扣子小一号。赵雪儿上次缝的时候说，这扣子太小，不好系也不好解，让她拆了重新钉一颗大的。张翠花没拆，说扣子小有扣子小的道理——领口的扣子系上就行，不需要常解。一个人在外面跑，领口系得紧，风灌不进去。

陈根换上灰色布衫。领口的扣子果然不好系，拇指和食指捏着那颗小扣子往扣眼里塞，塞了两次没塞进去。赵雪儿从楼上下来，碎花衬衣换了一件浅蓝色的，麻花辫重新编过，发梢扎着两截红头绳。她走到他面前，把他捏着扣子的手拨开，手指捏住那颗小扣子轻轻一推就进去了。

“张翠花钉的扣子，只有她会这么钉。扣眼比扣子只大一丝，扣的时候要斜着进，正着进进不去。”她把他的领口抚平，手指在领口的布料上按了按，“她做衣裳的时候一定在想，这件衣裳他穿出去，领口系紧了风灌不进去，她就不用担心他着凉了。”

她的手指从他领口移开，拿起柜台上自己的布包。

“走吧。”

市档案科在城北一条老街上。街两边的法国梧桐被修剪得光秃秃的，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，像无数只张开的手指。档案科的楼是一栋三层的老式建筑，灰砖墙面，窗户是木框的，绿色的油漆爆裂成鱼鳞状的碎片。门口没有挂牌子，只在门柱上用图钉摁着一张打印纸——“市局档案科”。纸被日晒雨淋得发黄，四个字的笔画里积着灰尘。

对面果然有一家面馆。门面很小，只能放下四张桌子。门口的灶台上架着一口大铁锅，面汤咕嘟咕嘟冒着泡，白汽从锅沿升上去，把面馆的招牌熏得油腻腻的。招牌上写着“老杨面馆”三个字，杨字的木字旁被油烟熏得几乎看不清了。

陈根和赵雪儿在面馆门口站了一会儿。赵雪儿伸手指了指里面。靠墙角的那张桌子，一个男人背对门口坐着。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，后脑勺的发茬像收割过的麦地。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警服，警服洗得发白了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肩章拆掉的位置留下两个深色的印子。他面前放着一碗阳春面，面条吃了一半，筷子搁在碗沿上，手里拿着一张照片在看。

陈根走过去，在他对面坐下。赵雪儿没有跟过来，她在门口那张桌子旁边坐下，对灶台后面揉面的老师傅说：“老板，两碗阳春面。一碗不加辣多放葱花，一碗正常放。”

方正刚从照片上抬起头。

他的脸比二十年前那张黑白照片上瘦了很多，颧骨支出来，眼窝陷下去，但那双眼睛没变——浓眉下的眼睛很亮，亮得像二十年的冷板凳没有被坐凉。他看着陈根，看了三息，把照片扣在桌面上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陈根。陈厚生的儿子。”

方正刚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。不是惊讶，是某种被压在深处很久的东西，忽然被一个名字搅动了。他把筷子从碗沿上拿起来放进碗里，把碗推到一边。

“你怎么找到我的？”

“刘老蔫的日记。”

方正刚沉默了很久。面馆里很安静，只有灶台上铁锅里的面汤咕嘟咕嘟的声音，和揉面师傅手掌拍在面团上的闷响。窗外有自行车骑过去，车铃铛响了两声，被梧桐树枝丫间漏下的风声吞没了。

“老蔫的日记。”他把这四个字念得很慢，像在念一个很久没有念过的名字，“他死之前，我去找过王桂芳。问她老蔫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。她说没有。我信了。”

“她不敢信你。老蔫去找你的那天早上你刚好出差，他被人带走的那天夜里你还在市里，他从河里捞上来的时候你在开会。太巧了。巧得让她害怕。”

方正刚把扣在桌面上的照片翻过来。照片上，他的手搭在刘老蔫肩膀上，刘老蔫咧着嘴笑，露出那颗镶了钢套的门牙。照片边缘被手指捏得发黄了，和刘老蔫藏在铁盒子里的那一张是同一张底板洗出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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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张照片，我留了二十年。放在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。谁问起来，我就说是一个老乡。不敢说是证人。证人两个字说出去，这张照片就留不住了。”他的拇指从刘老蔫的脸上抚过去，抚过那颗钢牙，动作和王桂芳一模一样，“他出事那天早上，我确实不在县里。去市局开刑侦工作会议，一个星期的会。韩彪给我打的电话，说市局通知得急，让我先走，他随后到。我信了。”

“韩彪没去。”

“没去。我在市局等了他三天，他电话打不通。第四天我打回县局，值班的说韩副队长在县里处理一个案子。我问什么案子，说是一个村民跳河自杀。我问叫什么名字，说刘德厚。”他把照片放回桌面上，手指从照片边缘移开，“我当天下午就赶回县里。尸体已经火化了。韩彪说，天热，尸体不能放，按程序走了。火化单上签的是他的名字。”

赵雪儿把两碗阳春面端过来。一碗放在陈根面前，一碗推到方正刚手边。面是刚出锅的，热气升上来，在两人之间隔着一层薄薄的白雾。

“方队长，面要趁热吃。坨了就不好吃了。”她在陈根旁边坐下来，把筷子递给他。

方正刚看着面前那碗面。阳春面，清汤，葱花浮在汤面上，像碎玉。他拿起筷子挑了一箸面，没吃，又放下了。

“老蔫的日记里写了什么？”

陈根从怀里拿出那本三十二开的软面抄。牛皮纸封面，“刘德厚”三个字被二十年的时光磨淡了笔画。他把日记翻到八月十八那一页，推过桌面。

方正刚接过去。手指捏着页角翻得很慢，每一页都看很久，像在看一个死去的人隔着二十年写来的信。翻到八月二十二那一页时手指停住了——那个拖得很长的“给”字，笔尖划破纸面的位置，后面一片空白。

“这里被人裁掉了一行。”他说。